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，疾风迅雨不单单在傅雷家展开，更是在全上海和全中国展开。朱梅馥和自己的丈夫傅雷，在一个普通秋日，双双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对朱梅馥而言，丈夫的内心已经死了，而她，是作为一名妻子，是去陪他的。

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女性，其内在的张力往往是隐忍的。这种隐忍有旧时代观念的影响，也有自身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转变后的实际行为。对朱梅馥而言，和丈夫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，而后再双双离开，一生似乎也就完满了。

旧时代的青梅竹马

上海南汇，这是朱梅馥和傅雷共同的故乡，只不过朱梅馥出生的那一年，傅雷已经是个5岁的小男孩了，两个人是表兄妹关系。

朱梅馥的父亲是清末的秀才，平时以教学为生，朱梅馥1913年出生的时候，上海已经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。虽然家境并非特别好，但朱梅馥小时候的生活也是无忧无虑的，更重要的是，她和傅雷从小就在一起玩耍，可以说是真正的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。

两个小孩的童年时代是快乐的，而这种快乐也融入到了他们的记忆之中。彼时全社会已经开启了全新的模式，新的思潮如同洪流一般倾泻而来，人们的观念也都开始更新了。朱梅馥也在这种新思潮的冲击下，迎来了不同的人生。

14岁那一年，虽然朱梅馥和傅雷都上了新学堂，但是两个人在两家大人的见证下，还是定下了婚约。傅雷当然也喜欢这个比自己小5岁的表妹，不过彼时，他已经要马上漂洋过海，到法国去留学了。

之后的傅雷就读于法国的巴黎大学，学习的是艺术理论专业。而且在当时，还发生了一个差点悔婚的小插曲。在民国新风潮的引领下，人们的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更何况傅雷作为一个20岁的小伙子，内心也有把持不住的一面。

在法国，他很快就跟一个当地的姑娘相爱了。相比于国内的女孩，法国的姑娘是热情而奔放的，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，而且很快让傅雷不能自持。他心里动摇了，觉得自己订婚的行为是不妥的，甚至于写了一封信，打算寄回国内，让朱梅馥忘了自己。

但是傅雷却没有勇气亲自寄出这封信，没办法，他将这封信转交给一位同在法国的朋友，希望他能帮自己将信寄回国内。就在傅雷徜徉在自选爱情的喜悦中的时候，傅雷却发现，法国的这位女生，居然同时和多位男性交往。

这犹如兜头给傅雷浇了一盆冷水，他当然不能忍受这种情况。于是，便不顾颜面地向朋友控诉女方的行为，幸好朋友还未将这封信寄出，让傅雷没有将悔婚之事落实。而这一切，远在国内的朱梅馥都不知情。虽然订婚时的年龄还不大，但是少女内心的那份悸动也渐渐开始了。

情敌住到家里，妻子也依然忍受

1932年的上海，在一家饭店内，19岁的朱梅馥和留学归来的傅雷进行了一场热闹的婚礼。婚礼是西式的，朱梅馥对于这一切很满足，或者说，她愿意将自己的一生，交付给站在身边的这个男人。

成家之后的傅雷，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而朱梅馥则完全做起了家庭主妇。婚后两人世界很平静也很平淡。但是朱梅馥似乎对这种状况非常满足，有别于新时代的一些女性，朱梅馥更愿意在家里，站在丈夫的身后，照顾好他的起居和生活。

而且婚后不久，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先后出生，其中长子虽然夭折，但是两个孩子，也增加了朱梅馥照顾家庭的压力。她接受过新式的教育，不过新式教育并没有将她变成那种在外奔波的事业型女性。朱梅馥的骨子里，还有旧时代女性的基因，她专心在家相夫教子。

除了在生活上给丈夫做好保障之外，朱梅馥还是傅雷工作上的好助理和好帮手。傅雷平时的文稿很多，而且杂乱，也没有过多的时间进行整理。朱梅馥没事的时候，就专心在家里帮助丈夫把文稿整理好。

朱梅馥先是按照时间的次序，将傅雷的文稿一一整理好，之后又将全部的文稿逐一誊写一遍。这一点不要说多数女性做不到。即便是一些民国时期的新女性，更愿意以主导的角度去做一些事情，根本不会愿意做成功背后的那个人。

然而朱梅馥就心甘情愿地做着这一切。除了帮助丈夫做文稿的整理外，朱梅馥日常还会尽量照顾傅雷的爱好，并且尽可能地让丈夫感受到舒适。傅雷喜欢音乐，会弹钢琴的朱梅馥，就在丈夫劳累之余，弹奏一曲，让丈夫放松休息。

而且，朱梅馥还在半夜的时候起来，打着手电到花园去做花木的嫁接实验，就因为傅雷喜欢花草。难怪在当时，很多人都羡慕傅雷有一位贤内助，能够娶到这样一位妻子，是傅雷三生有幸。然而，傅雷却不珍惜这一切，总是在感情上伤害朱梅馥。

结婚4年之后，1936年因为去洛阳公干，傅雷在那个短暂的期间，就在感情上出轨了。他在当地很快迷恋上一位青楼女子。傅雷对那名女子一见钟情，为她写诗，甚至于在与朋友信件的往来中，也提到了这名女子的存在。

朋友警告傅雷，你可是有两个孩子的有家室的男人，而傅雷却觉得，自己只是在外面玩玩，根本不会深陷感情的泥淖的——经过法国那次异国恋之后，傅雷已经懂得如何在感情上逢场作戏。

情况正如傅雷所言，等到其回到上海，他和妻子之间并没有产生多大的隔阂。朱梅馥的选择是隐忍，而旧时代的观念影响，也坚定了朱梅馥内心息事宁人的这种想法——她并不想将此事闹得满城风雨。然而傅雷在感情上，却愈发的变本加厉。

1939年，傅雷与成家榴相遇，而且两个人很快陷入了苦恋之中。有别于此前的风尘女子，成家榴上过大学，因此和傅雷的交往，两个人更能倾心。这一切，朱梅馥都看在眼里，但是她对丈夫依然是超然相待。

成家榴毕业后回了老家云南，傅雷就只身一人追到云南，然而他内心的理性也告诉自己，他和她之间不会有结果的。终于怀着一种颓废的心理，傅雷又回了上海，但却一蹶不振。

如果是其他的女性，面对丈夫出轨而遭遇挫折，内心高兴还来不及。然而朱梅馥却不这么想，她看到丈夫整天郁郁寡欢，甚至影响到了工作，于是便亲自给成家榴打电话，希望她能够回来，回到傅雷身边。

这种做法不要说在民国，就是在当下的社会也是非常超然的。很快成家榴真的来了，并且在一段时间内，就居住在傅雷的家里。成家榴陪傅雷工作，而朱梅馥则专心地打理家务。这一点，反倒让成家榴受不了了。

她觉得自己这么做有愧于朱梅馥，在向好友张爱玲进行了一番倾诉之后，她毅然选择离开了傅雷。多年以后，在写给儿子傅聪的信中，朱梅馥袒露了心迹：她知道傅雷小时候所遭受的生活是什么，而且正因为爱着丈夫和这个家庭，更为了丈夫的事业，她才愿意牺牲自己。

朱梅馥的这番作为，对傅雷是一种极度的包容，这里面有对丈夫的爱恋，也有母姓的一种关怀。在成家榴离开之后，傅雷终于明白了妻子的苦心。

双双赴死，只为不让你孤独

时间来到了20多年后，1958年，社会逐渐开启了新的形式，在彼时那种紧张的社会氛围之下，傅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尤其还是研究国外专著的知识分子，注定不能置身事外。很快，他就被打上了”标签”。

一直到3年之后，戴在傅雷头上的这顶帽子才被摘下来了。然而彼时的社会思潮，依旧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动，对傅雷的家庭而言，更大的劫难还在后面。

1966年，新的剧烈的变动开始，在劫难发生之初，傅雷就遭受了巨大的冲击。而且在当时更为严重的是，从他的家里发现了一张过去了有蒋先生照片的画报。这直接成为傅雷妄图变天的罪证，傅雷知道，接下来的情况要比之前还要难熬。

朱梅馥知道丈夫的性格，她很清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丈夫不愿意忍受这种巨大的侮辱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她都静静地陪在丈夫身边，陪他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。即便是度不过去，那她就陪丈夫一起去。

1966年9月2日夜晚，朱梅馥陪着傅雷双双自缢。为了防止蹬倒凳子吵醒楼下的保姆，他们还在地上铺上了一层棉被。就这样，朱梅馥陪着丈夫静静地离开了。

作为一名女子，作为一名妻子，朱梅馥实现了自己的诺言，陪着丈夫走过了一生。朱梅馥做了一名妻子能做的一切，甚至于不用做的也陪着丈夫一起做了。从年轻伊始双双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再到双双的离开，朱梅馥用自己的行动，诠释了一份女性深深的爱意有多浓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