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鞅变法是哪个朝代（中华历代变法结果）

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商鞅变法不仅使秦国从一个积贫积弱、任人欺凌的弱国，一举跃升为军事强国:虎狼之秦，彻底改变了战国格局，从“天下卑秦”到“天下畏秦”，还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那么，商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？商鞅变法的思想精髓是什么？商鞅变法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成功的深彻变法，而其他的历次变法或改革多落了个“人亡政息”的结局？

一、秦公求贤，商鞅奔赴

商鞅原是卫国人，姬姓，公孙氏，名鞅，也称卫鞅。商鞅年轻时潜心研习法家学说，属法家三派中的“法治派”，后投奔战国初期第一强国。魏国，在魏相公叔痤身边任中庶子。

公叔痤深知商鞅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在病重临终之际向魏惠王举荐商鞅，因担心魏惠王不用他，又对魏惠王说：“我王如果不用商鞅，一定要杀掉他，不可让他投奔别国”，但魏惠王没有采纳。

公元前361年，秦孝公即位后，向山东六国士子发了一道《求贤令》，为秦国招揽人才。《求贤令》大意如下：

昔日秦穆公在位时，修德行武。东边帮晋国平定了内乱，与其以黄河为界。西边称霸西戎，拓地千里。周襄王封秦穆公为“西方诸侯之伯”，各诸侯都来祝贺。

秦穆公为后世打下了基业，但其后世之君历公、躁公、简公，出子四世昏政，内忧外患。三晋攻取我河西之地，诸侯都蔑视我秦国，丑莫大焉！

我想起先君的作为，常痛心疾首。各位贤士有能出长策奇计让秦国强大者，我则封他为官，与他共享秦国。

商鞅读罢此文，大为触动，赞叹道：“秦公求贤令，乃五百年一卷雄文”，随即投奔秦国。《求贤令》为何能如此吸引商鞅呢？

原因有三，一、痛说国耻，历数先祖四代无能，开旷古先河；二、渴求霸业，身处穷弱之地，竟有鲲鹏之志；三、胸襟开阔，敢与权臣分享秦国，公器之心可昭日月。只此三点，堪称真心求贤。

商鞅入秦后，商鞅未急于拿出变法强国之策，为试探秦孝公是否为目光如炬的“识货者”和英明的领导者，前几次与秦孝公的会面，商鞅以王道德政、礼治仁政，无为之学游说，引起了秦孝公的反感。

最后一次见时机成熟，商鞅终于拿出了自己酝酿很久的《强秦九论》，秦孝公大悦，二人畅谈三天三夜，从此引出了一段君臣相知、合力变法的千古佳话。

二、强秦九论，横空出世

《强秦九论》乃商鞅谋划的变法大纲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其一：变田论

废井田、开阡陌、田地可以买卖。目标是解决土地荒芜问题，并从法律上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。

其二：赋税论

废除“贡物无定数”的旧税制，使农按田亩、工按作坊、商按交易纳税。目标是实现公平纳税，多得多纳，这一步是把民富转化为国富的关键。

其三：农爵论

农人力耕致富并多缴粮税者，可获国家爵位。此举将真正激发农人勤奋耕耘，为根本的聚粮之道。

其四：军功论

凡战阵斩首者，以斩获首级数目赐爵。使国人皆以从军杀敌为荣，举国皆兵，士卒奋勇，伤残无忧，这是日后秦军成为战无不胜的虎狼之师的根本原因。

其五：郡县论

将秦国旧世族的自治封地一律取缔，设郡县两级官府，直辖于国府之下，使全国治权统一，如臂使指。

其六：连坐论

县下设里、村、甲三级小吏。民以十户为一甲，一人犯罪，十户连坐，使民众怯于私斗犯罪而勇于公战立功。这是商鞅变法中最为狠辣也最受诟病的一条。

其七：度量衡论

将秦国所行之长度、重量、容器一体统一，由国府制作标准校正，杜绝商贾与奸恶吏员对庶民的盘剥。

其八：官制论

限定各级官府官吏定员与治权，杜绝政出私门。

其九：齐俗论

强制取缔山野之民的愚蛮风习，譬如寒食、举家同眠、妻妾人殉等，建立礼仪之邦。

《强秦九论》即使放在两千三百多年后的今天，也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辉！《强秦九论》的核心在于以法制给百姓公平，以奖惩制度激励百姓奋斗，建功立业，以刑罚严厉打击损害国家和他人的行为，最终使得百姓利益与国家利益高度融合统一。如此变法，如此制度，国家焉有不强之理？秦国开始走向强大。

三、变法大业，稳步推行

变法序幕

公元前359年，秦孝公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《垦草令》，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，其主要内容有：

刺激农业生产、抑制商业发展、削弱贵族、官吏的特权、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，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。

第一次变法

《垦草令》成功实施后，公元前356年，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(首席军政长官)，实行第一次变法，其主要内容有：

改革户籍制度、实行什伍连坐法、明令军法奖励军功、废除世卿世禄制度、建立二十等爵制、严惩私斗、奖励耕织、重农抑商、改法为律制定秦律、推行小家庭制等改革方略。

第二次变法

公元前350年，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，其主要内容有：

开阡陌封疆、废井田、制辕田、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、推行县制、初为赋、统一度量衡、燔诗书而明法令，塞私门之请，禁游宦之民、执行分户令，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等改革方略。

商鞅变法是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彻变革，是“脱胎换骨”式的，它还促进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，变法的难度之大，情况之错综复杂，可想而知，再加上旧贵族反对势力对新法的极力阻挠与蓄意破坏，如果没有“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”的坚定意志，没有无所畏惧的勇气，没有“极身无二虑，尽公不顾私”的无私公心，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，没有打击复辟势力与犯法者的雷霆手段，变法是推行不下去的！变法初期，太子犯法，商鞅说：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”，本来要处罚太子，但考虑到太子身份尊贵，就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(劓刑)与公孙贾，此后，秦国上下莫不服从新法。

商鞅是罕见的变法强臣，但也离不开秦孝公对他的无条件支持与绝对信任，没有秦孝公这个强大的后盾在商鞅背后帮他压制各种势力、平衡朝局，变法也很难成功。秦孝公与商鞅的关系早已超出了常规的君臣之情，更像是前进路上的志同道合者，惺惺相惜的挚友，有着共同精神追求的心灵契合者，亲密无间的战友，所以他们并肩变法二十年，从未生过嫌隙，从未有过猜忌，秦孝公对商鞅一直是举国托付，而商鞅也没有辜负秦孝公，他让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，一个“天下畏秦”的时代拉开了帷幕。

四、变法大成，一雪前耻

经过君臣二人十几年的不懈努力，秦国变法终于大成！出现了“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。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乡邑大治”的国富民强的社会大治局面，一改过去积贫积弱的颓败面貌，取而代之的是繁荣昌盛的强国气象。

收复河西失地、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是秦献公、秦孝公两代国君的愿望。秦孝公继位后，更是将收复河西失地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。变法大成后，秦国收复了被魏国霸占的大部分河西之地，一雪前耻！具体如下:

从五次河西之战看变法前后秦国实力的变化：

第一次河西之战（秦献公之前）：

秦军被魏国大将吴起率领的“魏武卒”打败，秦国东部的河西之地被魏国侵占。

第二次河西之战（秦献公之前）：

秦国集结了50万大军企图夺回河西之地，又被吴起以少胜多打败。

第三次河西之战（秦献公时期）：

秦国趁魏国陷于中原争霸泥潭的时机，发兵攻打魏国，但还是以惨败告终。

第四次河西之战（公元前354年~公元前350年，秦孝公时期，商鞅变法初期）：

虽然前期夺回了一部分河西之地，但最终还是迫于形势与魏惠王修好，归还了夺取的河西之地。

第五次河西之战（也称西鄙之战，公元前341年，秦孝公时期，商鞅变法后期）：

商鞅趁魏国惨遭马陵之战大败之机，率领大军进攻河西之战，诱捕魏国主将公子卬，大败魏军，夺回了大部分的河西之地，令秦国人扬眉吐气，洗刷百年之耻。商鞅因战功获封於、商十五邑，号为商君。

五、历代变法回顾

除商鞅变法外，中国历朝历代也有其他一些知名的变法或改革，但都没有商鞅变法成功，结局要么是中途流产，要么是人亡政息。我们以时间轴来回顾一下:

李悝变法(战国:魏国):变法红利难延续

李悝在魏国的变法，是中国变法之始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后来的商鞅变法、吴起变法等无不受李悝变法的影响，商鞅变法的很多思想与举措都是借鉴的李悝变法。

李悝变法的核心内容是取消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、废井田、鼓励农业生产、实行法治，改革军事制度等，在魏文侯时期取得良好的变法成效，开创了战国初期魏国的霸业。

魏国在魏文侯死后，李悝制定的一系列举措被弱化，甚至停滞，后来魏国也逐渐没落。

吴起变法(战国:楚国):国君突然去世，变法失去支撑

吴起离开魏国来到楚国，一年后便被升任令尹，开始在楚国主持变法。通过“明法审令”、废除世卿世禄制、整顿吏治、改革军事等措施，使得楚国迅速强盛了起来，此后楚国“南平百越，北并陈、蔡，郤三晋，西伐秦”，一跃成为南方第一强国，然而由于楚悼王的突然去世，吴起也随后被反对变法的旧贵族所杀，人亡政息。

申不害变法(战国:韩国):外有强邻魏国，成果损耗殆尽

公元前354年，韩昭侯以申不害为相，开始在韩国主持变法，申不害为韩相十余年，通过整顿吏治、推行“术”治、整顿经济、改革军事等措施，使得韩国政局得以稳定，贵族特权受到限制，百姓生活日渐富足，军队战力大幅度提高。

然而，韩国的崛起却引来了强邻魏国的不满，从而遭到魏国攻打，虽然此战最终以齐国“围魏救韩”，魏国遭遇马陵之战惨败而结束，但韩国的变法成果也在这一战中损失殆尽，韩国变法就此夭折。

王安石变法(北宋)：变法变为党争，改革内容变质

宋神宗即位之后，为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，遂启用王安石主持变法，王安石变法内容极为繁杂，具体起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：经济层面（青苗法、募役法、方田均税法、农田水利法、市易法、均输法等），军事层面（保甲法、将兵法、保马法、军器监法等），政治层面（改革科举、整顿吏治、整治太学等）。

王安石变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由于太过急功近利，再加上用人不当，变法内容本就已经变质（如被诟病已久的青苗法），导致民怨沸腾。再加上对反对派官员的打击和贬黜，最终导致形成党争，史称“新旧党争”，这导致双方争论的焦点已经从变法本身，变成了对利益集团的打击报复。

张居正改革(明):人亡政息，小皇帝反攻倒算

张居正改革（又称万历中兴），是在明神宗时期，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，缓和社会矛盾，在政治、经济、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一场变法革新运动。

张居正改革，从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，尤重于经济的改革，企图扭转嘉靖、隆庆以来政治腐败、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。

改革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，充实了政府财政，提高了国防力量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
但是，改革却触动了大地主阶级和豪门贵族的根本利益。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，张居正病卒后，除一条鞭法外的措施都遭到废除，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。

戊戌变法(清)：反对势力强大，变法最终夭折

戊戌变法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，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，提倡科学文化，改革政治、教育制度，发展农、工、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。

这次变法从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6月11日开始施行，虽然有光绪帝的鼎力支持，但由于变法损害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，从而导致强烈的抵制和反对，慈禧太后更是于同年9月21日发动“戊戌政变”，将光绪帝囚禁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则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，谭词同等“戊戌六君子”被杀，整个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便宣告失败，因而也被称为“百日维新”。

综上，只有商鞅变法取得了巨大的空前的成功，而且它是唯一做到“人亡政存”的！它彻底改变了秦国贫穷落后的面貌，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中后期第一强国。秦国也做到了商鞅的八字箴言“坚守法治，代有明君”，“余六世之余烈”后，秦始皇统一了六国！